高通胀和特朗普恐慌交织 欧洲面临多场恶战

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可能会在欧洲掀起一场对美元单边主义的新一轮打击。美元单边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一直给欧洲造成间歇性打击，但最近35年来已经偃旗息鼓。

特朗普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外交经验，鼓吹“美国第一、增长至上”的商人当选总统，给欧洲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造成了极大的潜在性威胁。极有可能发生的是，美欧将实行其长期预谋的财政宽松和货币紧缩政策，但这种转变不是协调性的，而是破坏性的。

特朗普有着商人式的保护主义思维，大力拥护经济民粹主义，又对重组美国盟友阵营做出重诺，这些做法传统上都是危害跨大西洋关系的因素，对该地区的稳定无一益处。而这也将冲击到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出口是欧洲疲软的经济中为数不多的增长点之一。

不幸的话，欧洲还很可能遭遇像过去一样甚至是比过去更严重的动荡：1971年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元与黄金脱钩;上世纪80年代早期，保罗·沃尔克在卡特和里根政府任期内实行急剧的紧缩政策;2008年，布什任期内雷曼兄弟的破产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成立，是欧洲30年货币合作努力的重要成果。该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欧洲免受过去那样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而现在看来，类似的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自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建立了非常行之有效的内部防御机制，但是欧洲货币联盟内部的不平衡依然存在，使得整个欧洲在面对外部动荡时仍然很脆弱。

欧洲上一次遭受大范围的美元冲击还是1978年11月，当时卡特实行重振美元计划，大幅提升美元利率。尤其是在沃尔克1979年8月接任美联储主席后实行紧缩政策，欧洲也不得不随之提升利率。货币紧缩抑制了经济增长，并导致了三位政治人物下台：卡特输掉了1980年选举，法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1981年5月下台;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82年10月下台。里根于1981年1月接任卡特成为总统，推行了对美元的“善意忽视”的政策(即对货币政策不作为)现在特朗普也很有可能实行与里根政府相同的政策。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1970年他任命阿瑟·伯恩斯为美联储主席，旨在为增长和就业提供宽松的环境。同样，特朗普将任命一位经济支持论者来接替珍妮特·耶伦。耶伦四年的任期即将在2018年2月结束，特朗普谴责其与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串通一气。尼克松手下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向美国的外国同僚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这可是你们的问题。”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种情况可能会重新出现。

无论特朗普要将美联储引向何方，考虑到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独立的机构，白宫和央行的冲突似乎无法避免。当选总统无视经济正统学说，愿意提高预算赤字以推行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举动很可能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会使得美元强弱动荡不定;而从短期来看，欧洲央行将在12月8日决定下一步的量化宽松计划，在这一敏感时期，特朗普的做法会破坏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

特朗普一直以自己没有政治经历为傲，其很可能对欧洲的弱点毫不手软。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将迎来激烈的选举，特朗普可以借此机会揭露欧洲人之间的裂痕，正如他在美国的上位手段一样。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一直担心，虽然国际增长复苏是件好事，但会压制高涨的债券价格，央行政府债券也会损失在2009年债券购买热中获得的大量收益。欧洲尤为如此，因为欧洲央行2015年3月才开始购买债券，当时债券价格已经很高了。

特朗普当选之后，欧洲和美国主权债券收益大幅上升，欧元区通胀预期也上升到8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因此反对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量化宽松延期到2017年3月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1月2日提出警告，进一步加强德国央行反对买入债券的观点，委员会称欧洲央行政策“对欧元区和德国都不适用”。特朗普恐慌和高通胀交织在一起，必将进一步引发关于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冲突——前方仍有许多恶战。